无论在什么年代，人们回想起自己的孩提时光时，好比是在黄金海岸边捡拾斑斓的贝壳。
想起那些年的童趣，心里便响起了或悠长或短促的欢快调子。会是穿花衣的小燕子，还是努力工作的小报童呢？我们不难发现，这些经典的儿歌大多都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，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？
一、时代的特殊性
中国古代的童谣多称为"孺子歌"或"小儿语"，内容包罗万象。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等都可被称作童谣，但大多数童谣的政治、宗教色彩较为浓重。
说白了，古时的童谣很少是为了儿童所作，而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，为了表达一种政治或者宗教观念，从儿童的视角作了一首民谣。因而内容很少有欢快，轻松的内容，而是充满了对家破人亡的悲叹，对战争的控诉。
展开剩余86%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这一年代正值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节点。镇压反派运动的胜利，"一五"计划、三大改造的成功，日内瓦会议的顺利进行，援朝战役的胜利……
这时的中国攘外安内两手抓，经济建设成效卓越，人民的物质条件虽然还不富裕，精神世界却是富足的，充满了对生活的希望，对未来的期盼。于是，许多日后流传甚广的儿歌就在这时诞生了。
比如说创作于1955年的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，歌词里写到了绿树、红墙、白塔，写到了做完功课，去白马公园划船的红领巾们。在当时国内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，这样的景象既是当时的真实图景，也是创作者们的美好愿景。
也正是这一不同于往日中国战乱连绵，百姓生活困苦的时代，造就了这些曲调轻盈，歌词引人遐想的儿歌。这一批50年代的儿歌，并不仅仅是对儿童生活的描述，也象征着那个欣欣向荣、前途光明的浪漫时代。
二、50年代创作者对儿童音乐创作的重视
前文提到的，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的谱曲作者刘炽，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的徒弟，也是《我的祖国》、《果园姐妹》、《英雄赞歌》的作者。在刘炽创作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的背后，还有这么一段趣事。
1955年，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式决定投拍《祖国的花朵》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，首部以少年儿童为题材的电影，刘炽担任该影片的作曲。
而为了体现孩子们的愉悦心情，使人听后能品出歌曲里描述的孩子们北海公园一行的趣味，作曲者刘炽陪同电影中的小演员和群众来体验生活。
孩子们和刘炽一块儿在北海公园内，上了岸后，刘炽对孩子们说："你们划你们的，继续去玩，我现在就写，歌儿写出来第一个给你们听。你们喜欢，就用它；你们不喜欢，我再写！"就在这"犀牛望月"小小的半岛上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刘炽以腿为桌开始了他的写作。
回忆起刚才和小朋友们泛舟的过程，刘炽将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的独唱部分和童声二部合唱部分完成，并哼起了刚写完的歌曲，仔细地品味着，检查着。
有几处不大好，便立即进行修改，又用了十几分钟，用孩子们的口气和心理，在心中默唱着，揣摩着，将歌曲逐渐完善。刘炽让导演把孩子们召集起来，把刚写好的曲子唱给大家听。
小演员们听完后，虽然反映说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，但是不像他们自己的歌。于是刘炽为了真正向孩子们靠拢，连夜改写成了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这一版歌曲。在唱给孩子们听的时候，他们这才都觉得，正是他们的童年生活。
也正是有着这样对作品完成度追求极高的作者，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才能被称为一代经典。细细想来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新作儿歌，能有多少首，做到从孩子们的视角出发，尽可能地贴近孩童生活呢？
三、儿歌带来的归属感
50年代作的儿歌，其情感无疑是丰富、真挚、充满阳光的，大部分都被编入了教材并沿用至今。幼年时期的教育会伴随人的一生，在这一阶段接受的音乐教育则更是如此。所以我们才会一提到儿歌，就想起那些创作于几十年前的经典。
除此之外，接受大体相似的音乐教育，也能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共鸣，从而得到人作为最典型的社会动物，十分看重的归属感。
归属感来源于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内在联系，也就是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共鸣，而音乐教育中的儿歌和方言这类的文化遗产一样，都能勾起我们对于家乡，对于祖国的思乡情愫。这样的情感共鸣，便带来了归属感。
如前文所说，50年代作的儿歌，不仅浇灌了几代儿童的精神世界，还承载了文艺工作者对新中国的期盼。
这些情感在几十年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和这些儿歌一起成长的我们。重新唱起这些儿歌，仿佛在欢快流动着的时光里游历，温习那些儿时午后的欢乐时光，感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。
所以，经历六十多年时间洗礼仍被奉为经典的儿歌，在某种意义上是新作儿歌永远无法跨越的一座大山。
四、为什么新作儿歌"打不过"50年代的儿歌？
那时，人们的娱乐场所无非是影剧院、戏院、茶馆、说书馆，条件好的人家或许还有一台电视。娱乐方式的匮乏，使得人们的快乐阈值较低。什么是快乐阈值呢？
顾名思义，快乐阈值就是能够让人们的感官感到愉悦的最低值，好比一个门槛，人们跨过了这道门槛，就能感到快乐。这道门槛的高度是会变化的，高度越高，越过它的难度就越高，也就越难感到快乐。
所以，娱乐手段虽然匮乏，但人们的快乐阈值很低，很容易从歌曲中获得审美愉悦。儿歌的曲调欢快轻松，十分抓耳，歌词简单便于记忆，朗朗上口。
尽管那个年代的信息交流手段确实有限，并不妨碍出彩的儿歌被一代甚至几代人传唱下去。情况到了现在，则大不相同了。科技爆炸性的发展，除了带来更加先进、便捷的交流途径，也带来了快乐阈值的大幅提升。
过去，人们即便是握一盏茶，不在戏院里听戏曲，几人对唱也能感到快乐，反观现在，在空调房里对着戏曲频道，却觉得无聊，转头去看综艺节目了。
连戏曲这样的国粹都无法冲破资本堆砌的娱乐围城，何况儿歌呢？儿歌的生存空间在如今的环境被挤压的太多。
稍加留意便看得出，现在的孩子们哼唱的大多是所谓的网络神曲，或者经过改编的灰色儿歌，新作的儿歌既无教育基础，也无法得到广泛认同，更无法打破目前的困境，自然还是老歌更得人心了。
五、结语
归根结底，新作儿歌是无法替代旧儿歌，成为人们心中那个"白月光"的，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如此。作曲家鲍元恺也曾发出"为什么现在流传的儿歌大都是50年代的创作？"的疑问，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新作儿歌的弊端，那就是缺少"真"气。
谈到过去刘炽为了创作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时的故事，那种求"真情"、"真实"的作风一去不复返，取而代之的是依托于资本的，充斥着浮躁和急功近利的追求。这不仅仅是创作者缺少求"真"的气概，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不够"真"。
即便人们的传媒技术比以往发达，并不意味着新作的儿歌更容易流传开来。在几十年前，中国每一个省至少有一份歌曲创作月刊，每期都会登载新歌，但最终能流传下来的少之又少。
传媒越先进，大众对"经典"的检验标准越高。这是审美标准的改变，和资本引导双重作用下的结果。如何创造出"新时代经典"，这也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们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